人工智能對人類的替代，或許在純粹技術的層面上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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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lphaGO的決定性勝利之后，關于人工智能將如何影響人類社會的討論空前熱烈。一個令人們普遍感到焦慮的議題是，機器會讓多少人失去自己的工作？

　　但是，也許事情還沒有糟糕到那個程度。迄今為止在關于“人工智能替代人類”的討論中，還有許多關鍵的因素沒有得到充分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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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之一就是：這到底值不值得。

　　人類社會不會僅僅因為一項技術存在就去應用它。一項技術能否快速發(fā)展和大規(guī)模應用，取決于這項技術能否節(jié)約或者替代社會中相對稀缺的生產要素，而充分利用那些相對豐富的生產要素。

　　所以，盡管大型機械化生產長期被視作農業(yè)現(xiàn)代化的標志，卻始終沒能在人口密集的亞洲推廣成功。在這些地區(qū)，人們需要的是節(jié)約土地而非人力，因此催生了像袁隆平的雜交水稻那樣能夠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創(chuàng)新的生物技術。

　　基于同樣的原因，當美國的Amazon試著用無人機解決“最后一公里”問題時，在中國卻出現(xiàn)了“閃送”、“UU跑腿”這樣的平臺，以期更充分地調用零散、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去應對同樣的物流需求。

　　至少在目前看來，人工智能技術所需要的科技資源，相對于人類的勞動力總量來說，還是相對更加稀缺的資源。古力曾爆料稱，AlphaGO每和李世石對弈一局，所消耗的機器運行成本達到了3000美元。而在此期間，比她稍遜一籌的人類對手可能只消耗了一碗石鍋拌飯。

　　也許對于AlphaGO來說，能擊敗人類最有智慧的頭腦，多么昂貴的代價都是值得的（也別忘了AlphaGO為AlphaBet節(jié)約了多少公關費用）。但是要用同樣昂貴的成本代替掉格子間里的實習生，那就完全是另一碼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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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產業(yè)工會聯(lián)合會主席、勞工運動領袖沃爾特·魯瑟來到克利夫蘭，參觀福特公司的一座工廠。一位經理驕傲地向魯瑟展示了福特公司先進的自動化機器，他對魯瑟說：“你打算怎么向這些機器征收工會費呢？”

　　魯瑟的回應是：“你又打算怎么讓它們買汽車呢？”

　　這個故事中包含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如果人類沒有了收入，機器生產出來的產品能賣給誰呢？

　　比爾蓋茨在前段時間提出了一個非常大膽的提議，即對機器人征稅。用征收上來的“機器人稅”來補助失業(yè)人口，或者對其進行培訓，讓他們能找到其他的工作。但是，即便無視那些技術樂觀主義者的批評，“機器人稅”的主意聽起來也非常怪異并且讓人難以接受。

　　另一種甚至更加大膽的提議是由國家無條件向全體公民定期發(fā)放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2016年在瑞士，就曾為一項UBI提案發(fā)起過全民投票，這項提案認為隨著自動化技術的發(fā)展，工作機會會持續(xù)減少，因此要求為全體瑞士公民——無論其工作與否——每個月發(fā)放2600法郎（約1.8萬人民幣）的收入。

　　這項提案沒能通過決議，78%的選民最終投了反對票。很多人擔心這項提案會導致不愿意工作的人數增加，成為社會的不穩(wěn)定因素。

　　看來，在短期內，人類社會還無法對人因AI而失業(yè)的補償性方案達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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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企業(yè)一意孤行地推動機器化，則可能會激起人類勞動者的集體抗爭行動。

　　勞動者對替代性的機器技術的反抗歷史悠久，最有標志性的反抗活動發(fā)生在工業(yè)革命時期。自動織布機可以由廉價的普通勞工操作，這導致了許多傳統(tǒng)手工藝者的失業(yè)。在英國，一些失業(yè)的織布工聯(lián)合起來，以搗毀機器、工廠的極端形式進行抗爭，其中許多人聲稱自己是“盧德王”的追隨者，因此這場運動也被歷史學家稱作“盧德運動”。

　　2013年，當臺灣“高速公路局”計劃在年底用ETC自動收費系統(tǒng)全面取代臺灣地區(qū)近1000名高速公路收費員的工作時，就激發(fā)了收費員群體的抗議。其過程中，竹田收費站一位40歲的員工在自己的車中燒炭自殺。這位收費員極端的抗爭方式就像是現(xiàn)代版本的“盧德運動”。區(qū)別在于，200多年前英國的“盧德王”追隨者們摧毀的是用以取代紡織工人的自動化機器。200年后的現(xiàn)代盧德主義者卻選擇在機器面前毀滅自己。

　　受其影響，一些臺灣人在網絡上發(fā)起“拒辦ETC收費卡”的倡議，希望借此行動延緩高速公路收費自動化的進程。

　　集體抗爭，一定會極大提升社會以機器代替人工的經濟成本，甚至導致社會的動蕩不安，造成社會、政治成本。對于社會治理者來說，這些代價都是必須被考慮在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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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盧德主義者”們的名聲不佳，她們長期被輿論塑造為一群無法適應社會進步的極端守舊者。這背后重要的原因在于，社會輿論總是被掌握在腦力工作者、白領、知識階層手中。

　　200多年前，當自動織布機把掌握了高超技巧的手工藝者們轉換為流水線旁的藍領工人時，知識分子并沒有給奈德·盧德們多少關注和同情。

　　結果，他們突然間發(fā)現(xiàn)，新時代的“奈德·盧德”就是他們自己。

　　當facebook開始減少News Feed產品中人工編輯的使用，而更多地使用機器進行新聞篩選和推薦時，曾經激起了新聞界的很大反彈。這樣的情景同樣也正在中國發(fā)生，前不久“搜狐撤除內容部，不再設人工編輯”的傳聞也在互聯(lián)網上引發(fā)了輿論風暴。

　　今日頭條為代表的“機器推薦”資訊客戶端的高速崛起本來已經讓許多媒體人倍感威脅?，F(xiàn)在，當門戶也開始轉向“智能分發(fā)”的潮流時，一場知識分子式的盧德運動——不是通過暴力，而是通過輿論的批判——就在情理之中了。在這場“機器能否代替編輯”的討論中，新聞工作者們當然有許多足夠響亮和正確的觀點，但從根本上說，這種爭論還是包含著人類勞動者對自身地位的焦慮。

　　2016年，美國信息科技和創(chuàng)新協(xié)會（ITIF）把年度“盧德獎”授予了馬斯克、比爾蓋茨和霍金，因為他們都曾經公開表達了對人工智能的憂慮。

　　這是一個重要的標志：與以往不同，未來的盧德主義者可能既包括這些掌握實際權力的人，也包括那些能夠左右社會主流輿論的數量巨大的中產階級和白領階層——盧德主義者們的主張可能在輿論上獲得過去沒有過的廣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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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對人類的替代，或許在純粹技術的層面上是可行的。

　　但在當下，面對人工智能的應用，人類社會在經濟、政治、觀念上都還遠遠沒有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