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是什么觸動您對教育有這么多的感受?
任繼愈:咱們這個東鄰日本,它國土跟山東省差不多大,人口比山東省多一點。它經濟能力是世界第二,它資源最少,除了陽光空氣,跟大家平均都一樣以外,其他資源都少。可它為什么資源這么貧乏,而它又比較富裕,在哪里呢?就是這個科技,科技的基礎就是教育。
主持人:這是真正關系到可持續(xù)、長遠發(fā)展的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任繼愈:我覺得這點對我觸動很大,咱們人力是日本的好多倍。發(fā)動十三億的五分之一的智力,發(fā)揮得好的話,那不就超過日本了?不用說全部都發(fā)動起來。這根據在哪呢?就是教育。
主持人:這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什么被我們忽略掉了?
任繼愈:我想以后會重視起來?,F(xiàn)在一比就看出來,我們是工業(yè)制造大國,可不是創(chuàng)造性工業(yè)大國。手機我們出了很多,摩托羅拉覆蓋了全世界,天津制造的。我們拿的就是加工費和工人的工資,大頭人家拿走了。現(xiàn)在大家從上到下,也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如果信息有問題,核心不掌握的話,只要稍微有風吹草動,秘密掌握不住,都是人家掌握你。衛(wèi)星可以上天,操作衛(wèi)星能不能避免干擾,另外一個指揮繞著一定方向,黑客闖進,這種情形實際是個大問題。已經認識了這個問題,自主產權非常重要。
任繼愈先生說,教育的途徑本來有三個:家庭、學校和社會。現(xiàn)在由于許多家長是雙職工等諸多原因,家庭教育幾乎是空白,社會教育也沒有啟動起來,這使得長期以來,我國培養(yǎng)人才的途徑,就只有學校一條路。他擔心,這條路走下去,會限制了人才的脫穎而出。
主持人:我相信您也一定是有感而發(fā)吧?
任繼愈:我從事教育幾十年,一輩子一直搞這個,我就眼看著教育的路子走得不大對。一再說減輕孩子們的負擔,減不下去。
主持人:現(xiàn)在實際上是學生們的課時可能少了,但是在課外去補課的時間多了。
任繼愈:咱們家都有孩子上學,上中學、小學,課外閱讀時間是世界上最少的國家,而且我們一看在國際上,有奧林匹克競賽,有物理的、有化學的、有數學的,都是拿金牌的,為什么呢?數學家丘成桐說過,奧林匹克競賽,他不是數學家,他說數學競賽不會培養(yǎng)出人才來。他是培養(yǎng)做題、解題的能力。要快要準,解題是人家出個題目讓你去解。
主持人:不是自己出題目?
任繼愈:自己看不見題目,找不到題目。這樣子怎么能創(chuàng)造呢?我們一再說創(chuàng)新,培養(yǎng)創(chuàng)新人才,怎么創(chuàng)呢?咱們的教育方法不使他創(chuàng)新,有創(chuàng)新能力施展不開,分數卡得死死的。
主持人:其實您剛才說應試教育,實際上批評應試教育的聲音,已經不是三年五年,也不是十年八年,很多年了。但是好像學生們的學習壓力確實是一點都沒減,反而是越來越強,越來越增加。
任繼愈:因為高考就是指揮棒,高考指揮到高中,高中指揮到初中,初中指揮小學,一直到幼兒園。
主持人:我們上學的時候,那時候我們聽到最多的就是減輕學生的壓力。不要一切都是為了考試,我們覺得可能到了我們下一代,到了我們的孩子,他們的壓力會減輕得多,但現(xiàn)在實際上發(fā)現(xiàn),我們的孩子壓力比我們還大。
任繼愈:現(xiàn)在近視眼多了,戴近視鏡的比我那時多得多。
主持人:我女兒已經戴上了。
任繼愈:以前我們上學的書包一個肩膀就能背,現(xiàn)在兩個肩膀背起來,我掂了掂是很重,十好幾斤。
主持人:您是孫子孫女?
任繼愈:孫子,上高中。
主持人:您的孫子從小學到中學,初中到高中……
任繼愈:……一直在壓力之下長大的。因為我不直接干預這事,因為是孫子輩,有他父母管,我是越級指揮,不合適。
主持人:但是可能每個家庭都這樣,孩子一旦升初中,一旦升高中,對于這個家庭來講是件大事。
任繼愈:中考比高考還重。
主持人:不管怎么樣,高考基本上就看一個分數,但孩子升初中除了你的分數之外,要拿出一大摞各種各樣的證書。
任繼愈:有的小孩含著眼淚彈鋼琴真是殘酷,魯迅說“救救孩子”,到現(xiàn)在還沒得救,我說得先救救教育。
主持人:上次您跟我提到一句話說,我們應該學習過去科舉的方式來改革中國的教育。
任繼愈:科舉的內容跟著時代變的。明朝開始,朱元璋開始用八股文考試,內容比較陳腐的,但陳腐的并不是科舉這個制度。這個制度很先進的,英國的文官制度,在世界上有名的,很先進的,英國人自己說,我是跟中國的科舉學來的,引進來的。書上明明白白說的,美國就學英國。
我國歷代科舉制度的優(yōu)劣,任先生一一梳理過:唐朝考詩賦文學;宋朝考議論時政;明清時期考八股。目的是以“求才為本”,考題沒有標準答案,以文章來創(chuàng)造 性地闡發(fā)主題。后來明清時期的“八股文”之所以名聲不好,就是嚴格要求學生按照朱熹注釋的“四書五經”寫作答題,才走到了選撥人才的死胡同。1870年英國文官制度的建立,直接借鑒我國的科舉考試,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德國、法國、日本以及第三世界一些國家也都確立了現(xiàn)代文官制度,可見這種制度有它的優(yōu)勢所在。
任繼愈:而且還有一個好處,科舉有個什么好處,公平,嚴格??婆e犯的錯誤的這些官,重的營私舞弊的要判死刑,所以把公平看得很重要?;实鄱伎粗剡@個事情,唐朝有個皇帝玄宗,皇帝沒有機會參加科舉,很羨慕進士,他就在大殿的柱子上,寫貢進士李某某(他自己)。他很羨慕,科舉沒有得到一個頭銜。隋煬帝也是個皇帝,也好文學,他想我要是不當皇帝,考科舉也能考個狀元。曾國藩是進士,是最高級的了,入過翰林院。左宗棠只是個舉人,左宗棠對曾國藩也不服氣,但在這點上不得不服氣。
主持人:在功名上不如他。
任繼愈:功名上他沒辦法,比較重視。清朝腐敗的時候,魯迅的父親因為科舉案而受到牽連,破了產,傾家蕩產,敗落下來了,就是這么腐敗的時候,這個制度還是很看重正途出身。
主持人:我的理解,可能今天的很多人會對科舉有一種誤解。八股文是教育的內容部分,你必須要按這種方式來受教育,然后按照這種方式去考試,去寫文章,這樣是陳腐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科舉這種選拔人才的制度是陳腐的。實際上他反對科舉,反對的是八股文,這造成一種混亂或者誤解,對歷史的不了解。
任繼愈:我欣賞科舉,是鼓勵自學??婆e制度始終把自學放到第一位,古代也有書院,也有大學,大學的數目很少,國子監(jiān)是國家的學校,各省也有一些書院。有官辦的,有私辦的。這些學校畢竟是少數。多數一邊工作,一邊學習,用自學的方法,來達到國家要求的水平。國家就用科舉來選擇學的好的。
主持人:為什么會想到這樣一個方式?
任繼愈:它給人一個公開的機會,放個尺子,跳過去就及格了,跳不過去就接著再繼續(xù)練。不要求限你幾年,不要求那個。會了為止,達到那個水平為止。
主持人:鼓勵大家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學習。
任繼愈:宋朝有名的政治家范仲淹,年輕時很窮,母親改嫁,很窮的。他吃飯熬的粥,熬的稠一點以后,涼了以后,凝固了,用刀子劃開,上午吃這一半,下午吃那一半。這種情況之下他就苦讀,結果是有名的政治家,了不起的人物。這種人很多,有的在廟里住,大寺院里頭也有,它的圖書館藏書很多,借著看書,吃飯隨著和尚吃飯,一打鐘和尚拿著缽子去了,他也跟著去,后來有的人都是,一年半年老不走,老在那跟著吃和尚的飯,和尚就想辦法治他。吃了飯再打鐘,結果打鐘去了,人家已經吃過了。他有些牢騷,他就題詩題到墻上。后來做了宰相,做了大官,又回去看看廟怎么樣,當年看到墻上的字,用壁紗把它罩上了。等于現(xiàn)在用玻璃罩罩上了,名人的字跡嘛。他很感慨,那個時候沒有錢的人、窮的人也有機會參加選拔?,F(xiàn)在我們只有學校教育這個辦法,把這條路堵死了。
主持人:必須通過學校教育才能夠最終跳過這條線。
任繼愈:真正人才,社會這么大,十三億人口,幾億的孩子,藏龍臥虎有的是,多得很。會出現(xiàn)很多人才,不過你得給他機會。沒有機會他怎么表現(xiàn)呢。
任繼愈:學校培養(yǎng)人現(xiàn)在變成什么,成批的拔尖的人也沒有,太差的人也沒有。培養(yǎng)人才不像蒸饅頭一樣,特別是拔尖的人才不是一樣的。音樂家,數學他離得很遠,數學不及格他就畢不了業(yè),沒法再發(fā)展音樂,發(fā)展什么?文科理科也有這種情況。過去史學家吳晗,搞文學史的錢鐘書,他數學就很不行,特殊照顧考進清華來了,有成就,要完全一樣的話,進都進不來。
任先生分析說,辛亥革命以后,我們的教育制度從最早學習歐美,后來學習日本到解放后學習前蘇聯(lián),自己傳統(tǒng)的制度被廢止了。只走辦學校一條路,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產生了大學難考,人才難出,圍繞教育的問題也層出不窮的狀況。
主持人:現(xiàn)在關于學費,大學生的學費。每年的秋天,我們從各種各樣的媒體都能看到,大家都在喊學費高了。可是從學校來講,學校又認為這個學費遠遠不夠支付學校去教育學生的成本。到底學費是高了還是低了?
任繼愈:教育不能產業(yè)化,這個觀念要變。教育跟產業(yè)聯(lián)系了就不行,虧本的生意不能做,這個不行。教育是人民受教育的權利,公民的權利,應該給他受教育的機會。不必規(guī)定多少高、多少低。家長對孩子的教育舍得花錢,現(xiàn)在考大學這么難,有的中學就送到外國去,那花錢更多,家長不在乎這個錢,只要能上就可以上,所以不要抓這些問題。
主持人:但是作為一般老百姓,他會不會自己掏不出錢來上大學,失去這樣一個權利呢?
任繼愈:所以我那個辦法就是由社會,另外一個辦法,同等學力,中學同等學力,大學同等學力,研究生同等學力都可以,承認這個同等學力就行。只要政策定了,達到這個標準,不管你是在校外學的,在校內學的,達到就行了,就承認你。
主持人:實際上您的思路是放開了這種渠道之后,實際上使得教育總供給更加充足了,教育的收費自然也就會慢慢降下來。你愿意考哪個學校你自己去考。
任繼愈:一個學校不會成心招壞學生進來,總是希望招好的。一個學校不會成心跑題漏題,一定想辦法制止。
主持人:所以您對于學費問題的觀點,反而是因為人們沒有去抓那些最重要的問題,所以反而把學費這件不重要的事情拿出來了。一旦如果說我們把重要的問題,把高等教育考試放開,招生放開……
任繼愈:……學費的問題迎刃而解,不算個問題。
主持人:您或者是您的同學,大學畢業(yè)以后,有沒這種像今天我們所聽到的一樣的就業(yè)壓力?
任繼愈:最不濟中學可以教書。你是中文系畢業(yè)的,教英文的也可以去教一教。
主持人:那時候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去教英文也沒問題……
任繼愈:1942年還是1943年,同盟軍跟美國聯(lián)合作戰(zhàn)需要大量的翻譯,中國軍隊來美國一些教官翻譯,那時是梅貽琦,學校里號召說四年級差半年畢業(yè)的同學,算你畢業(yè)。男同學經過體檢能去都去。那時候文理法工都去了,女生不算內,僅一個月的培訓。軍隊有些術語,名詞、連長、排長什么的。沒聽說過吧,去了就能勝任,說明基礎打得好。像這樣的東西,反而跟專業(yè)無關,現(xiàn)在有文化的人應該具備的。我還認識北京市委一個人,聯(lián)大附中畢業(yè)的,上過清華沒畢業(yè),后來劃了右派下去,缺個英文老師他也能教,缺個數學老師他也能教,而且教的比專業(yè)的還好,不差,說明底子好能適應。
在任先生看來,近年來我國大學生、研究生工作難找,博士生論文質量下滑等教育問題十分突出,這也說明,注重考知識,而不是靠能力的學校教育,使得人的素質在下降?,F(xiàn)在的高學歷人才與過去相比,遜色了很多。
主持人:現(xiàn)在對學生就業(yè)的爭論很多……
任繼愈:專業(yè)太窄就是這個問題,過去學蘇聯(lián)學來的一個門太窄,窄到什么程度。我這一門里頭一個很小的東西,知道得很多,這叫專家。以外的東西他不知道。什么形呢,出來以后竹竿形的,很細很高。這個問題他鉆得很深,竹竿以外的不知道。
主持人:但您剛才說就業(yè)的問題,也有一個問題就是學生們學的很多知識,在今天這樣一個知識更新非常快的時代,經常會是學生學的東西,等他畢業(yè)的時候,某種程度已經過時了。社會上需要的東西學校里跟不上。
任繼愈:基礎要寬,基礎打得牢,適應能力就強。上來就學應用,學用哪一條。比如找礦,我是找煤礦的,鐵、金屬碰見,你也不理,過去了。真正技術廣了寬了,沒有煤,有金有銀,可以告訴別人去弄,現(xiàn)在不管也不接觸,不知道。再費一段事找金子,銀子再費一段事,不重復嗎?等于馬路挖了溝,再挖個溝,一樣的道理。基礎打得寬,打得實,適應能力也強。調個工作很快就適應了。
主持人:甚至他能夠發(fā)現(xiàn)新的機會、新的問題在什么地方?
任繼愈:文理分科,中學文理分科不應該的。
主持人:我們上學是高三分文理科,但是現(xiàn)在高一,實際上不光分文理科,很多學校高一就已經分出來。比如我們干電視這行的就有藝術班,有舞蹈班,有主持人班……
任繼愈:……如果沒這個機會他就失業(yè)。
主持人:如果沒有這個機會他就會失業(yè)了……
任繼愈:而且你培養(yǎng)的時候很缺人,幾年以后畢業(yè)那就不缺人了。學電腦就這個問題,有的是熱門,計算機,畢業(yè)以后計算機不缺了。缺管理了,又一擁而上學管理,管理又不缺了,他適應能力差。基礎好以后,應變能力強一點,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