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證會所面臨的尷尬，是民眾在現行公共決策框架內保障缺失的真實縮影。民意不能暢通抵達決策中樞，民權雖有憲法規(guī)定但無從落地，民心與政府意愿長期處于分離狀態(tài)，造成了不少政策始終無法做到"開門決策"，實際運行與民眾承受力嚴重脫節(jié)的后果。信息產業(yè)部、國家發(fā)改委日前邀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北京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以及中國消費者協會、北京市消費者協會有關負責人，部分電信、經濟、價格方面的專家，就降低移動電話國內漫游通話費上限標準問題進行了座談，并將根據座談會意見，近期對降低漫游費提出最終決定。

據了解，信息產業(yè)部、國家發(fā)改委提出征求意見的方案是，以聽證會第二方案為基礎，在總降幅基本不變的前提下，對降低移動電話國內漫游通話費上限標準方案做適當結構性微調。但這顯然與之前三套聽證方案均未通過的情形大相徑庭。而信息產業(yè)部、國家發(fā)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要兼顧消費者利益和電信事業(yè)發(fā)展需要”的表示，又打消了廣大民眾希望手機漫游費調整一步到位的熱望?？梢哉f，信息產業(yè)部、國家發(fā)改委的最終決議，與民意尚有較大差距，也基本重復了以往價格聽證會“聽而不用”的尷尬局面。

從信息產業(yè)部、國家發(fā)改委的表態(tài)來看，更像是側重考慮少數人利益、個別集團利益的部門決策，而不像以民眾權益為主導、以社會公平與效率為取向的公共決策。民眾自然而生的抱怨與疑慮，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當民意始終“漫游”在公共決策之外，無法形成具有強制效應的制度安排，對各種事關民眾切身利益的政策走向無從置喙時，包括聽證會在內的保障舉措就成為徒具觀賞性的形式花架。

我們經常說，民意不可欺，民意所向應當成為國計民生決策的首要參照。但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正如同原子化的個人，在這個分殊化社會中呈現“松散土豆”的無力狀態(tài)，民意雖然代表了十多億人的共同愿望，但如果沒有穩(wěn)定而可行的制度設計，就無法通過公共渠道凝聚起來，轉化為可與強勢利益集團、政府部門平等博弈的力量，無法在各種政策變動的談判平臺上，公開表達不同立場，并且讓這種立場導入公共議程，影響政策走勢，最終獲得一個較為公平合理的博弈結果———弱者獲得足夠補償，利益得以均衡分擔。

近年來，社會各界普遍表達了對聽證會的不滿。作為民意訴求的第一步，聽證會在聽證代表資格獲取、聽證方案信息披露細致到位、聽證過程公開透明、聽證結果接受民眾檢驗等環(huán)節(jié)中，如果能按照一整套獲得民眾廣泛認可的程序正義逐步推進，民意就能處處體現于聽證體系之中，聽證結果就不會偏離民意方向而落入幕后交易陷阱，民眾權益也不致成為利益集團滿足私欲的犧牲品。而現實與公眾期待恰恰相反———聽證代表不經選而內部圈定，聽證方案總是云里霧里，聽證過程秘而不宣，聽證結果大多與民意背道而馳……

聽證會所面臨的尷尬，是民眾在現行公共決策框架內保障缺失的真實縮影。民意不能暢通抵達決策中樞，民權雖有憲法規(guī)定但無從落地，民心與政府意愿長期處于分離狀態(tài)，造成了不少政策始終無法做到“開門決策”，實際運行與民眾承受力嚴重脫節(jié)的后果。

如果民意始終“漫游”在公共決策之外，就會造成公共決策過度政治化、部門利益化，不但沒有解決社會經濟資源公平分配，形成對民眾或弱者適當傾斜照顧的帕累托改善，反而助推了資源流向的兩極分化，帶來嚴重的社會不公，拖累了中國改革開放深化、建立市場經濟法治秩序的前進步伐。公共管理者須臾不可忘記，任何公共決策歸根結底是權利分配問題，必須通過完善的民意獲取程序、對職能部門與利益集團的權力制衡，來維護政策的正當性與大眾性，而不是走向民意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