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迪·邦加的弟弟阿賈伊·邦加(AjayBango)從雀巢公司開始職業(yè)生涯，此后成為花旗集團亞太區(qū)首席執(zhí)行官，并在2010年成為萬事達卡國際組織總裁兼CEO。他所帶領的萬事達卡在印度做了一項創(chuàng)新的指紋支付試驗。印度政府采集了6億農(nóng)民的指紋記錄，國有銀行向這些人開放并為其設立銀行賬戶，希望由萬事達卡幫助通過指紋來實現(xiàn)交易，但是在印度農(nóng)村安裝指紋識別設備的成本太高，萬事達在手機上安裝了指紋識別器，通過手機系統(tǒng)傳輸?shù)饺f事達卡系統(tǒng)，現(xiàn)在無論是富有還是貧窮的農(nóng)民，都可以利用指紋支付在自己的村莊購買他們的日常所需。

發(fā)達的商學院教育

雖然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軟件和后端服務外包大國，在IT科技領域具有培養(yǎng)高端人才的優(yōu)勢，但在其他領域，印度也有不少“出口”到國際大公司的高管，包括諸多CEO或前任CEO。

據(jù)美國《時代》周刊對標普500強企業(yè)的研究發(fā)現(xiàn)，印度人擔任CEO的數(shù)量僅次于美國人。并且，印度裔管理人才不僅更多出現(xiàn)在管理實踐領域的跨國大公司和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中，任建標告訴記者，在管理教育領域的商學院中也有越來越多的印度裔院長。

2010年，美國著名的哈佛商學院任命印度裔的尼廷·羅利亞(NitinNohria)為該學院第10任院長，也成為這個著名學府102年歷史上首位非本土裔的院長；芝加哥商學院也選定印度人蘇什·庫馬爾(SushilKumar)擔任新的院長；在歐洲，原籍印度的前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名譽院長迪帕克·詹恩(DipakC.Jain)2011年也擔任了INSEAD商學院院長一職。

“管理教育方面的歷史和優(yōu)勢是印度裔CEO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院長吳柏均對記者表示，雖然印度經(jīng)濟發(fā)展程度不是很高，整體的教育水平也不高，特別是基礎教育方面，“但是其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程度較高，在融入國際市場的經(jīng)濟管理人才教育方面擁有較長歷史。”

如知名的印度管理學院(IndianInstitutesofManagement,IIM)阿默達巴德分校是在20世紀60年代與哈佛商學院聯(lián)合創(chuàng)立的，而創(chuàng)建于上世紀50年代的加爾各答分校則是在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的幫助下成立的。

相比印度五十多年來一直培養(yǎng)和輸送經(jīng)過專門訓練的管理人才，中國只是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才開始實施現(xiàn)代管理學教育，逐漸建立商學院，吳柏均表示，“中國在管理教育方面時間還不夠長，很難大量培養(yǎng)有足夠經(jīng)驗的、綜合能力更強的國際管理人才，不過最近幾年中國商學院也發(fā)展迅速，華裔高管也在國際大公司中嶄露頭角。”

沖破“天花板”

在一些大型跨國公司中，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高管往往遇到有苦難言的“天花板”：在自己所在國家的市場做到最高職位，但是在通往公司總部核心管理層的道路上，卻總是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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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高管，尤其那些不是在西歐本土或者北美本土學習成長的，而是從中國大陸走出去的，在社交能力、溝通能力等方面確實存在先天的不足。”一位德資跨國公司中國資深副總裁對記者表示。

他還發(fā)現(xiàn)，美國或歐洲企業(yè)高層都存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圈子，從哪所學校畢業(yè)，加入什么俱樂部，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外來者較難了解的很多舉止或者是常識性的東西。

為何更多印度裔高管能突破這樣的“天花板”障礙呢？

“玻璃天花板的存在還與語言、生活、思維習慣有關。”任建標表示，“相比華人高管而言，印度裔高管因為從小就講英語，而這是全球通用的商業(yè)語言，而語言背后是更加密切的思維方式和文化融合。他們中的一部分，雖然是印度裔，但是在美國長大，具有能更好地融入美國社會的思維方式。”

而文迪·邦加也曾表示，印度的生活是他人生的磨刀石，鍛煉了其適應能力，而這是跨國公司高管應對新市場和不確定因素所必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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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db:出處]

作者：t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