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駐北京特約記者／源三若
據(jù)北京媒體報道，富士康科技集團近日將從深圳撤離，大規(guī)模遷往內地，目前最被看好的目的地是天津濱海新區(qū)。據(jù)了解，6月25日天津市有關領導已經前往深圳富士康召開動員會。但截至目前，富士康集團及天津市政府尚未正面回應這個消息。顯然，即使此次緊急內遷屬實，富士康也進行得極為低調。
內遷低調進行中
迅速果斷但不聲張，富士康集團大規(guī)模遷址進行得極為低調，似乎除了集團員工和客戶，富士康集團不希望外界在遷址前得知此事。據(jù)北京媒體報道，富士康集團主干即將遷往天津，深圳廠區(qū)只保留專門代工“蘋果”的事業(yè)群，員工從40萬人銳減到10萬人左右。
接連不斷的員工跳樓事件無疑給富士康造成極大困擾，但遷址對于富士康來說并不是一個“急救措施”。由于持續(xù)上漲的成本原因，深圳富士康早在2006年就計劃搬遷內地。但這項開始于4年前的計劃在最近半年可以說是以“超速”在運作。
有媒體曾在5月10日報道，天津市委常委、濱海新區(qū)黨委書記何立峰會見富士康國際集團服務器副總經理傅富明和前來考察的惠普企業(yè)服務器事業(yè)群全球副總裁杰克·法博，雙方即是洽談搬遷一事。到6月25日，媒體再報，天津市有關領導前往深圳富士康，召集計劃搬遷的部門員工代表開動員會。
即使在富士康集團內部員工看來，這次遷址也進行得突然和緊張。據(jù)說手機事業(yè)部、電腦配件等要求在一至兩個月內完成搬遷，連生產線一同搬走，除天津外還將搬往煙臺、武漢等地。富士康集團內部動員，不愿搬遷的員工可以先調換部門，愿意搬往天津的員工則加工資。為促進辦公室員工內遷工作，富士康甚至對深圳外遷的員工補貼3000元的安家費，這是前所未有的。
在遷址天津之前，富士康在天津已有兩個工廠，一個是生產手機電池的舊廠，一個是建在天津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生產手機外殼的新廠，但規(guī)模都不大。這次遷址并非是擴建天津工廠，而是全面撤離深圳。手機事業(yè)部遷往天津，電腦事業(yè)部搬往重慶和武漢，深圳只留下代工“蘋果”的事業(yè)群。
一箭雙雕的加薪
“員工連跳”之后，富士康在一個月內兩次加薪，普通工人薪水從900元漲到1200元再漲到2000元，增幅達到66%。日本證券公司忙著給富士康公司非正常加薪做出影響評估，發(fā)現(xiàn)這將使鴻海集團今年的成本增加45億至50億元。另外由于富士康調整了工人休息時間減少加班工時，這意味著富士康可能需要多聘2萬人來彌補工時短缺，這部分額外成本達23億至25億元。
經濟學者認為，富士康短期內66%的加薪屬于非正常狀態(tài)，這不是一般企業(yè)能夠承受的，那么富士康之所以做此非常之舉，除了面對“連跳”壓力外，還有沒有其他隱情？“富士康是想借助加薪，攪亂內地代加工企業(yè)的競爭局面，這是富士康的一個策略，也是一次賭博。 ”有經濟學家分析。
一方面，富士康想借助工人加薪改變中國廉價勞工的歷史，另一方面加薪令其他代工企業(yè)被迫跟進，從而攪亂競爭格局。富士康全球員工約有80萬人，深圳富士康有員工40萬，其中年薪1萬元左右的普通工人占九成，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中高層管理人員為3200余人，僅占0.8%，這說明富士康集團至今仍是勞動力密集型企業(yè)，低廉勞動力是其最顯著的優(yōu)勢。加薪顯然是富士康擺脫“勞動力低廉”之嫌的途徑。
富士康加薪不足一個月，“攪局”就初顯成效。據(jù)報道，富士康二度加薪的第二天，深圳富士康附近的臺企美律電子廠1000多名工人因不滿加班要求而集體罷工。全球第二大代工企業(yè)偉創(chuàng)立在珠海的代工廠近期也出現(xiàn)了罷工。代工巨頭廣達在上海的代工廠目前已經有部分員工向富士康在上海的基地跳槽，員工的訴求是要與富士康工人一樣的薪資。但富士康負擔得起的薪資，其他廠商則不一定承擔得了，這正中富士康下懷。
而在富士康方面，盡管加薪增加了用工成本，但只要事業(yè)群內遷，加薪的負影響在兩年后就會被消減于無形。天津和煙臺普工最低工資標準僅920元，武漢900元，比深圳的2000元幾乎減少一半。重慶、河南等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也大幅低于深圳，由于內遷的員工數(shù)量遠遠大于留守深圳的員工數(shù)，因此工資成本增額很快就能抵消。因此，大規(guī)模撤離深圳遷址內地，是富士康在“加薪”之后打出的一個組合拳。
深圳的態(tài)度
富士康科技集團對于遷址還有另外一層解釋。富士康集團國際發(fā)言人童文欣證實，此前8個月內，四川成都、江蘇淮安及天津等廠房設施基本完成，遷址已開始逐步實行。除了選擇人才集中和物流運輸便捷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富士康選擇跟隨大客戶走。 2009年10月富士康在成都投資10億美元，就是跟著康寧和索尼一起走，在重慶的投資也是跟著客戶惠普走。富士康認為隨遷將減少很多成本。
比起當年高調落戶深圳，富士康此次遷址顯然低調許多。據(jù)媒體報道，幾年前與富士康洽談建廠投資的各地官員甚至由副省級領導親自帶隊，富士康連收“橄欖枝”，選擇余地很大。 5年前武漢市為了吸引富士康掌門人郭臺銘投資，工作組還曾耗費30萬元制作了一部影片，工作組成員把郭臺銘創(chuàng)業(yè)故事讀得爛熟于心。
時過境遷，如今深圳市對待富士康態(tài)度也有所變化，雖然并不否認富士康的貢獻，但對它也有其他聲音，這也被認為是富士康急速內遷的一個原因。 7年前富士康就提出要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但效果不佳，然而深圳市已經等待不了。
今年兩會期間，深圳市政府就表示，深圳面臨“土地、能源、環(huán)境、人口四個難以為繼”的背景，市政府正在推動新一輪的產業(yè)升級。在5月底舉行珠三角貫徹落實“規(guī)劃綱要”工作會議上，廣東省委官員直言要將低附加值項目向內陸轉移，富士康要把低端產業(yè)鏈的規(guī)模降到10多萬人。這種聲音令富士康坐不住了。
深圳大學產業(yè)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魏達志認為，深圳對富士康模式已越來越不歡迎。深圳已經不是當年對招商引資激動萬分的初級模式，深圳現(xiàn)在稅收最為依靠服務業(yè)、金融業(yè)和物流業(yè)，而40萬就業(yè)人口的富士康對深圳地方財政的貢獻很小。
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密度過高，富士康牽制了政府很多精力和金錢，還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資源。員工收入少，對城市消費的拉動能力有限，但員工管理造成的問題卻不少。深圳的人口密度為全國最高，城市已經不堪重負，產業(yè)結構急需調整，因此深圳只能逐步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業(yè)，顯然富士康模式不再適合深圳，只適合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qū)。[!--empirenews.page--]
但另一些經濟學者則認為，富士康對深圳市來說，一旦遷離，評價其負面影響不該僅限于稅收的減少。首先，廠區(qū)周邊住房出租率下降，餐飲娛樂、酒店等行業(yè)受到沖擊。其次，與富士康香港的其他產業(yè)鏈上的企業(yè)隨時會因為富士康的遷移而跟隨遷離，這將對深圳市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