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華為總裁任正非向所有員工發(fā)表了《華為要做追上特斯拉的大烏龜》講話引發(fā)業(yè)界熱議。在任正非的在講話中，沒有了“狼性”身影，取而代之的是“烏龜精神”。這樣的提法對一個以“狼性文化”著稱的世界五百強企業(yè)來講，顯然是不同尋常的。

華為為何在美國折戟？

據中國產經新聞報報道，從2萬元創(chuàng)業(yè)資金艱難起步，默默無聞地深圳企業(yè)，到成為如今全球數一數二的通信設備商，華為用了26年。而這其中，華為的國際化之路走了15年，步履蹣跚，篳路藍縷。不過，華為依靠艱苦奮斗不僅使得其國際化戰(zhàn)略在國內一直飽受贊譽，受到追崇，而且也使得全世界1/3的人口使用它的服務。

但是，有些遺憾，在這個世界版圖中，缺少了很大一塊，那就是美國。

根據《財富》的報告，華為在2013的年營收將達到349億美元，超過愛立信的336億美元，成為全球通信產業(yè)龍頭。而且華為的營收，70%來自海外。盡管已經在英國等其他海外市場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國家安全”問題的擔憂，多年來華為在美國的設備業(yè)務和并購投資一直舉步維艱。

早在2012年10月，美國國會發(fā)布了一份報告，認定華為和中興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麥克·羅杰斯(Mike Rogers)當時還呼吁美國政府和民營領域不要使用華為和中興的設備。為此，華為積極應對，在美國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游說活動。

同時，華為還從北電網絡(Nortel)和摩托羅拉(Motorola)等境況不佳的對手延攬了多名高級管理人員，主要是為了在美國創(chuàng)建大規(guī)模研發(fā)隊伍，并把目標對準AT&T、Verizon以及斯普林特(Sprint)等主要運營商。但華為高管表示，美國國會2012年10月的報告使得華為在美國開展業(yè)務更加困難。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華為已經與全球45個頂級運營商開展業(yè)務，卻沒有與美國任何主要運營商達成合約。由于美國政治家和安全官員對華為創(chuàng)始人任正非軍方背景的擔憂，華為在美國已經掙扎了數年。任正非以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名軍官。

2008年，華為取消競購美國技術公司3Com，原因是交易無法獲得華盛頓的監(jiān)管批準。兩年后，華為參與一項為美國主要運營商之一Sprint Nextel供應網絡基礎設施的數十億美元合約的競標，在華盛頓干預下失利。

事實上，面對美國有關方面長期的緊逼式發(fā)難，華為副董事長胡厚昆曾經寫過一篇公開信，呼吁美國政府對華為展開正式調查，華為也多次要求亮明所謂的“證據”，華為也曾開放透明地與情報委員會進行了合作，但是最終國會的報告并沒有提供清晰的信息或證據來證實其合法性。

對此中國企業(yè)聯合會研究部經濟學博士馮立果認為，美國對外來企業(yè)在戰(zhàn)略性領域的投資的確比較敏感，因為美國的政治有比較強大的保守主義力量，因此，在信息設備領域，所謂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上，不排除有些人可能是出于意識形態(tài)，也可能是技術方面的原因，拒絕了華為的投資。

那么，一味地禁止華為參與商業(yè)投標是解決安全擔憂的最佳選項嗎？阻止華為(或者其中國競爭對手、另一電信設備巨頭中興)卻在網絡當中使用來自阿爾卡特朗訊和愛立信等公司的設備，對安全就有保障了嗎？從目前來看，答案也許是否定的。

然而，在美國干預華為國際化進程的背后，不得不承認的是，在技術研發(fā)方面，華為的能力超乎想象。華為擁有3萬項專利技術，其中有4成是國際標準組織或歐美國家的專利。對此，《經濟學人》指出，華為已是電信領域的知識產權龍頭企業(yè)。

這樣一個注重創(chuàng)新的企業(yè)，毫無疑問，已經變成了電信設備、移動手機領域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愛立信全球總裁衛(wèi)翰思(Hans Vestberg)曾說：“它是我們最尊敬的敵人。”思科執(zhí)行長錢伯斯(John Chembers)在回答《媒體》提問時說：“25年前我就知道我們最強的對手一定來自中國。”

就是這樣一個被《時代》雜志稱之為“所有電信產業(yè)巨頭最危險的競爭對手”的企業(yè)，在遭到美國指控危害“國家安全”時，劉俏有理由相信，這是打著“信息安全”的幌子來保護本土企業(yè)的行為。

事實上，《經濟學人》曾刊文指出，華為自身也能幫助減輕外國的恐懼。華為需要更進一步開放。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之一是緊密推動該公司在全球上市——如果不是在美國，那也至少要在香港。對于這個選項，馮立果認為，從目前來看，華為并沒有很強的上市動力。

“上市的直接目的是融資，從效益看，華為并不缺乏資金，所以首先從這個方面來講，華為缺乏上市的動力。”馮立果表示，其次，華為職工持股的方式已經遍及全球幾個事業(yè)部，這種公司架構已經具備了一個大型跨國公司的雛形，如果上市，在操作層面會涉及很多問題。更重要的是，職工持股的方式對吸引人才有很強的作用，對企業(yè)的發(fā)展有非常積極的向心力。因此，華為沒有很強的動力去改變目前的公司治理結構。

但是，人們驚喜地發(fā)現，不上市的華為也在改變。去年以來，很少接受媒體采訪的任正非，除了在11月接受法媒采訪外，較早前5月還在新西蘭小范圍接受采訪。此外，10月任正非還會見了到訪華為深圳總部的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

對于任正非接受西方主流媒體采訪、與國外政客高管磋商會談的這些做法，馮立果稱之為“企業(yè)外交”。“華為不上市就會給西方國家的公眾和政治家一種神秘感，如何破除這種神秘感，就是要給予公眾知情權和提供一個信息披露機制。”馮立果指出，華為走出這一步打破過去神秘的形象，應該說有助于改善目前的困境。

“把一個真實的華為推薦給這個世界”可以說是華為正在進行的努力。值得高興的是，華為不斷在學習適應海外市場的“玩法”。2013年10月13日，華為雇用了2005至2011年間歐盟駐華大使安博，在涉及全球經濟和政治局勢等問題上，為華為提供戰(zhàn)略顧問服務。

“華為已經開始做這方面的投資，可能剛開始學著做效果還沒有顯現，但是給他們一些時間，商業(yè)的競爭可能就會變得更純粹一些。”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劉俏認為，來自中國的企業(yè)進入國家市場，從競爭對手的角度來講，要打擊，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政治拉扯進來。

那么企業(yè)如何把屬于商業(yè)的競爭還原成商業(yè)，增加透明性是一方面，而對智庫的投資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華為懂不懂游戲規(guī)則？

實際上，頂著所謂“軍方色彩”、“擁有中國官方支援”、“危險”、“殘酷”等的“帽子”，華為已經被美國定性為“政治犯”。

據了解，去年12月初，在美國遭遇政府嚴密監(jiān)管的華為公司正式宣布放棄一部分在美通信設備市場，而將重點優(yōu)先放在那些對競爭、創(chuàng)新和投資活動持開放態(tài)度的市場上。這意味著，華為多年來的努力依然無法取得美國監(jiān)管機構的信任，鑒于強大的政府限制和貿易保護主義，華為的網絡基礎設備幾乎不可能在美國大規(guī)模出售。

其實自從華為公司進入美國市場開始，美國政府就從未停止過相關監(jiān)管措施，嚴重限制其在美國通信設備上的業(yè)務。雖然華為一直強調公司的獨立性，但是包括奧巴馬在內的美國政府則認為，華為的通信設備會給美國國家安全帶來風險，更夸張的是，奧巴馬還游說其他聯盟國家慎用華為產品。

以華為進軍韓國為例，韓國移動網絡運營商LGU+于2013年10月與華為簽訂合同，利用其近期購入的2.6GHz頻譜進行LTE網絡升級部署。對此，2013年底，兩位重量級美國參議員表示，華為最新在韓國獲得的寬帶合同將破壞美韓同盟的國防關系，并針對韓國此舉向奧巴馬政府寫信表示擔心。

此外，美國還極力勸說澳大利亞禁止華為競標該國寬帶建設合同。不讓華為在美國并購投資設備業(yè)務，也干預華為在美以外國家的投資，美國的舉動似乎有點讓人無法接受。

“美國的政治家或是政客向來都是管得比較寬，而且美國關于投資判斷對于很多發(fā)達國家或者其盟國來說有很強的示范性。”馮立果在接受采訪時認為，因為韓國是美國的盟國之一，所以美國政客就擔心軍事設備上的安全性，這是一些政治保守勢力天然的想法。

“因為中美的政治博弈，華為不能做純碎的商業(yè)決策，需要考慮一些外在因素的影響。因此，華為沒有享受到全球化市場下的企業(yè)應該享受到的投資上的自由，從這個角度看，華為有些悲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劉俏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在劉俏看來，外界有這樣的誤解也算是合理。但是這些誤解會隨著中美關系或者中國在亞洲地區(qū)，跟周邊國家關系的緩解而減緩?，F在正好趕上中日關系比較敏感，朝韓又是一個不安定因素，而且不安定的影響越來越大，這種情況下總有政客拿此來炒作。

“美國的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跟中國很不一樣。華盛頓有很多游說的人，他們會游說一些議員或政客們做出一些有利于他們的決策。華為在全世界市場上發(fā)展速度那么快，在不斷搶占市場份額的情況下，美國的一些企業(yè)，甚至一些歐洲的企業(yè)在這方面做一些游說，做一些投資的可能性很高。”劉俏說道，這在外國其實是正常的商業(yè)行為，只不過在技巧上打著政治的幌子。

對此，馮立果表示贊同。“華為飛速成長，而且創(chuàng)新力很強，的確會給原來名列前茅的歐美企業(yè)帶來市場上的壓力，他們通過一些市場或是非市場的力量去競爭，這是中國企業(yè)應該要考慮到的事情，此外，關鍵是熟悉這一套市場規(guī)則。”

此外，在去年4月，“華為宣布退出美國”之后，著名職業(yè)經理人、港澳資訊CEO唐駿撰文發(fā)表評論，稱“華為在美國輸得很慘”。唐駿稱華為的“放棄”有著難言的苦衷和憤怒，其背后的核心是美國政府為了保護全球網絡設備老大思科公司。

唐駿表示， 華為在美國不是輸在產品、技術、品牌和價格，不是輸在市場的競爭，而是輸在政治，輸在游戲規(guī)則上。如果華為在美國國會發(fā)表報告前，及時了解思科游說國會的內容并開始進行相應的反擊，而不是在國會發(fā)表報告后再進行辯解，結果可能會有所不同。

另據了解，去年4月，當思科全球CEO錢伯斯被媒體問到最擔心哪家企業(yè)時，錢伯斯毫不猶豫地回答： “這個問題很簡單。 25年前我們就知道，我們的最大競爭對手會來自中國，現在來看，就是華為。”華為的產品已經覆蓋全球140多個國家，超過傳統的北電、朗訊、摩托羅拉等老牌企業(yè)，對思科公司也逐漸構成了巨大的競爭威脅。

思科不得不反擊華為，但反擊方式不是用技術、產品和價格，而是動用了國會報告和向美國國會游說的政治手段。思科僅去年游說美國國會的支出就達到了280萬美元，創(chuàng)下了歷史紀錄。在美國國會，有3個國會辦公室的高級工作人員證實，思科向國會游說時要求加強對華為的審查。美國媒體還透露， 2011年9月思科曾在業(yè)界廣泛散發(fā)7頁名為“華為和國家安全”的文件，鼓動美企不要和華為合作。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華為并不想放棄美國市場，雖然美國市場的營收占比微乎其微。據悉，華為公司在美國辛辛苦苦經營了12年之久，全面放棄將會是一個重大損失。該公司僅強調，將放棄向美國運營商提供基礎通信設施業(yè)務，原因是美國政府始終不肯放寬限制。

然而華為在美國依然擁有規(guī)模龐大的手機業(yè)務，此外還在企業(yè)網絡及其他一些市場上擁有業(yè)務運營活動。

華為發(fā)言人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mer)也表示：“我們仍將繼續(xù)為美國客戶提供服務，為美國員工提供工作機會，并致力于在美國進行投資和開展業(yè)務運營活動，在美國市場上創(chuàng)造10億美元以上的銷售額。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將交付客戶想要的、同時又能被當局允許的更多具備競爭力和創(chuàng)新性的解決方案。”

根據華為的規(guī)劃，未來五年，在運營商業(yè)務方面，華為希望在中國、亞洲、非洲和獨聯體市場繼續(xù)保持市場份額第一的位置，把歐洲建成除中國外的第二個本土市場，在日韓成為主流運營商；在企業(yè)業(yè)務方面，華為將聚焦在歐洲和中國兩大區(qū)域以及重要企業(yè)較為集中的26個國家；在消費者業(yè)務方面，華為將聚焦于全球30余個智能手機需求量較大的國家。

另據知情人士稱，華為的利潤主要來自亞太東部地區(qū)和歐洲，占華為2012年總收入的60%。但這些有利可圖的新興市場并非華為將重心轉移出美國的關鍵原因。華為企業(yè)業(yè)務CEO徐文偉表示，在美國市場，華為希望能夠自然發(fā)展，不會過多關注，也不會為突破政治壁壘采取額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