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娜麗莎:人與畫》一書對達芬奇的經典名畫進行了深入分析。和米開朗琪羅的《大衛(wèi)》或史密斯樂團的音樂一樣,達芬奇的十六世紀名作《蒙娜麗莎》也是讓我無感的文化經典之一。比起《蒙娜麗莎》,我能想出十好幾幅我更愿意花時間欣賞的文藝復興時期肖像畫。
那么問題來了:達芬奇研究權威Martin Kemp與經濟學家兼業(yè)余歷史學家Giuseppe Pallanti的新作《蒙娜麗莎:人與畫》能否說服我這幅大作實至名歸?
還真有點兒。就像這幅畫本身一樣,《蒙娜麗莎》背后的故事也層層相疊,隨著它們被逐層揭開,讀者也越來越深地陷入那深邃的眼神和夢幻般的風景中。
你開始意識到,達芬奇在創(chuàng)作這幅畫時采用了一種甚至連現(xiàn)代人也難以參透、近乎奇跡的技法。
“他知道他所做的在當時是前無古人的,”Kemp和Pallanti寫道,“我們現(xiàn)在知道,《蒙娜麗莎》也同樣后無來者。”
為了一探究竟,他們一絲不茍地研究了畫家、贊助人和肖像主的家族歷史,文藝復興藝術的傳統(tǒng)與隱喻,以及針對這幅杰作的科學分析。
得到的成果有點像一副拼圖:Pallanti孜孜不倦地追蹤了畫作背后人物的故事,不過《蒙娜麗莎》的委托人——弗洛倫薩商人弗朗西斯科·戴爾·喬孔多,以及他的妻子麗莎身上并沒有什么特別驚人之處。
關于達芬奇本人的探密工作則更引人入勝。他們發(fā)現(xiàn),達芬奇的生母是孤女Caterina Lippi,達芬奇是她十幾歲時(1452年)生下的非婚生子。
不過,作者將達芬奇的作畫動機條分縷析的過程才是此書的真正精彩之處。
一般而言,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的作品都在表達某種形而上的觀點,《蒙娜麗莎》尤為如此。
作者寫道,這幅“小畫”(79×53cm)是一個“至高載體”,達芬奇將自己作為畫家的“全部力量傾注于其中,它成為了達芬奇對于‘繪畫科學’所能達成的成就的個人表達”。
“繪畫科學”一詞常常被歸結為有關文藝復興時期科學與藝術統(tǒng)一性的陳詞濫調。但正如本書所解釋的那樣,它不僅限于畫家運用科學原理(比如透視法)來創(chuàng)造反映人文現(xiàn)實主義的作品。
達芬奇認為,在揭示真相時,藝術也可以擁有與科學證明同樣的權威性。關鍵的是,這種揭示是由藝術家塑造的,而藝術家的任務就是強調自然形式與結構的對應。
Kemp由此闡明,蒙娜麗莎身后怪異失衡的風景代表了達芬奇對地球與人體間相似性的觀點:一種微觀世界與宏觀世界間的關系。她衣裙的褶皺反映了達芬奇對普遍存在的流動形態(tài)的觀點。
他曾在筆記中用“自然令其流動”來形容窗簾,并將水的流動與頭發(fā)的掉落相類比。達芬奇運用了被他稱為“空氣透視法”的技法,將遠處的風景處理成了偏藍色。
這種方法建基于他受古典原子論影響、有關光和空氣的詳細理論。這種觀察、感知、象征與創(chuàng)造間的交互同樣影響了達芬奇有關工程設計、解剖和地質學等主題的文稿和草圖。
達芬奇通過詳細的觀察記錄和書本(如海什木的11世紀著作《光學書》)研究過幾何光學。不過,盡管他認為藝術家應該知道這些規(guī)則,但自己卻沒有完全遵照它們。
他會根據(jù)自己的需要做出變通:Kemp和Pallanti在書中寫道,《蒙娜麗莎》“受不確定的光學所籠罩”。達芬奇視繪畫為一種“精妙的創(chuàng)造”,畫家利用自己敏銳的感知力再造法則,以揭示有關我們如何觀察、觀察什么的深層真相。
這種不確定性要求人們細致檢查他的畫作亦真亦幻的表面:“麗莎臉部的明顯輪廓消融在了不確定性中。”
通過釉料展現(xiàn)的膚色細致入微,就連X射線熒光光譜儀等現(xiàn)代技術也難以將它們區(qū)分開來,陰影則是利用小心混合的燒棕土反復涂抹而成的。
作者考察了有關達芬奇所使用的技術的新觀點,這些發(fā)現(xiàn)是通過在不同波長上進行超高分辨率掃描(即工程師Pascal Cotte發(fā)明的“分層放大法”)獲得的。但即便如此,人們也并不總是明白該如何解讀他們看到的東西。
為了充分地理解《蒙娜麗莎》,我們還必須結合文藝復興時期的肖像畫傳統(tǒng)。例如,那抹神秘的微笑可以追溯至但丁《神曲》中的貝雅特麗齊所代表的女性特質,但就連這些規(guī)則都是為了被打破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蒙娜麗莎的直視違背了人們對于端莊女性畫像的期待。
她的微笑和眼神本是為了丈夫弗朗西斯科而存在的,而不是畫廊里的看客,但畫著畫著,達芬奇似乎忘記了贊助人的要求。他知道他在創(chuàng)作的是一個大膽的個人聲明,或許正因為此,他一直將這幅畫保存在身邊。
今天,人們已經無法以足夠近的距離欣賞《蒙娜麗莎》,從而與之建立起真正的關系。因此,我對自己逐漸愛上這幅畫作不抱多少信心,但這本書給我留下了一線希望。
工程師Pascal Cotte站在利用他發(fā)明的分層放大法得到的《蒙娜麗莎》掃描照片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