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對“互聯網和大數據是否會導致計劃經濟”曾有激烈爭論,一方是蘭格、勒納等人,他們的基本思路是可以用計劃模擬市場,以避免市場無序競爭的浪費,另一方是奧地利學派的兩個代表人物--哈耶克和米塞斯,他們堅決反對市場社會主義,認為計劃沒法模擬市場:哈耶克提出分散知識,也就是那些不同于學科知識,未經組織、沒有系統化的、分散于每個個體的知識,這些由個人掌握的獨一無二的信息是很難被中央計劃的;而米塞斯提出了企業(yè)家的搜尋,經濟社會的創(chuàng)新是企業(yè)家?guī)淼模鴦?chuàng)新意味著打破常規(guī),但計劃意味著事前規(guī)定,這倆在概念上就是沖突的。有趣的是,當時在學術辯論中,哈耶克和米塞斯輸得一塌糊涂,但蘇聯解體以后,哈耶克也獲得了獎,也就是歷史認為他厲害。
馬云曾在烏鎮(zhèn)的互聯網大會上表示大數據和云計算可能會復活計劃經濟,但我們的基本結論是:大數據會拓展計劃的范圍,但不會導致計劃經濟。因為計劃的“有效性”,必須要求每個人的行為都遵從中央計劃,但這將使大數據失去“信息性”;同時,計劃的有效性來自于數據的信息性,即計劃的無效性。這兩難問題從哲學意義上沒辦法解決,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計劃經濟不可行。
但計劃經濟對機器人是可行的,既然講到機器人,就要講到人工智能,現在人工智能時代是不是到來了?這個圖是1993年《紐約客》雜志的一個漫畫,很出名,兩條狗下面的文字就是“在互聯網時代,沒人知道你是條狗”,這個漫畫背后隱含的含義是什么?這個狗是具有人工智能的。什么叫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創(chuàng)始人是圖靈,圖靈說跟你聊天的“人”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電腦,如果電腦能在5分鐘內回答由人類測試者提出的一系列問題,而且其超過30%的回答讓測試者誤認為是人類所答,則電腦通過測試,被認為具有人工智能。
機器現在到底有多智能?我想已經蠻智能了,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基于過去數據的學習,一種是基于機器的學習。如果投入的量足夠大,成本足夠大,機器的卓越性可以超過人類。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人工智能對于收入不公平的影響。
首先是卡爾多事實??柖嗍侵洕鷮W家,他對二戰(zhàn)之后的基本經濟做了總結,發(fā)現隨著資本積累,勞動收入占比基本保持不變。這個很容易理解,如果假設總體生產函數是C-D函數,那么資本K增加,勞動的“邊際產出”增加,所以工資增加,最后導致勞動收入占比保持不變。但《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克蒂指出,近十幾年來,勞動收入占比持續(xù)下降。
這其中的一個解釋是智能機器的“二元背離”:智能機器人既是機器也是人,功能上越來越像人,對勞動構成替代,但是它的分配屬性依然是機器,收益歸于資本所有者。
這有什么影響?你會發(fā)現這跟C-D函數不一樣,雖然在這個生產函數里,資本和勞動邊際上是替代的,但同時也是互補的--如果沒有資本,不管勞動多少產出為零,反之亦然。但在智能機器人情況下,智能機器人功能上可以完全替代人,但是它的成本是資本,大家知道機器人成本最后是由利率決定的,而勞動的成本是工資,所以如果我們接受卡爾多第一個假設,假設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利率保持不變,那么就會導致工資被利率鎖定,換句話說,資本積累,總產出增加,但勞動者拿到的工資總額幾乎保持不變,因此勞動收入占比下降,這就是不平等。不平等是有代價的,比如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因為收入差距變大,這個世界也在發(fā)生變化。
將這種“二元背離”引申到國際貿易,有助于理解現下的貿易摩擦。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認為,生產有多種要素至少有一種要素是不可以跨國自由流動,比如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勞動不可以跨國自由流動,所以各國都有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資源稟賦不一樣,據此進行國際分工然后進行國際貿易。但隨著機器人越來越智能化,它會對比較優(yōu)勢原則產生極大的顛覆,因為智能機器人既是機器又是人,既是資本又是勞動,所以智能機器人的移動,意味著資本和勞動在移動,而且,智能機器人的量可以無限大幅度擴張,發(fā)達國家生產端對發(fā)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的依賴性可能會越來越低。有些制造業(yè)回歸美國或者發(fā)達國家不是異想天開,它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國際貿易的現有條約,是在原先的技術條件下得到的,反應的是了各國以前的相對優(yōu)勢,一旦新技術改變了各國的相互依賴性,傳統的國際分工和生產-消費循環(huán)將被打破:在生產端,發(fā)達國家對發(fā)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的依賴性下降,國家之間生產效?實木赫?,租傉取决釉傠H跏盜Φ木赫贍蘢鈧盞賈?“贏者通吃”的局面;但在消費端,發(fā)達國家無法消化所有生產出來的產品,而發(fā)展中國家卻無力購買這些生產出來的產品。因此,國家間勢必需要就技術與市嘗供給與需求進行重新談判,調整收益分配,在這過程中,可能會實施以打促談的談判策略,也可能是“以退為進”的頻繁退群。
隨著人工智能的更進一步深化,生產-消費的循環(huán)將無法有機運行,因為只要是規(guī)?;笊a,智能機器人只需要一個固定成本,它的平均成本會很低,而勞動者需要一個“生存工資”,人工智能的平均成本必然低于“生存工資”,智能機器人生產出來的產品收益歸誰所有?歸資本家所有,如何解決人工智能時代的這種基本矛盾?按照馬克思的方式,要把資本家的收益分配給大家。如果生產率極大豐富,那么除非勞動帶來“正收益”比如快樂,勞動者將無法與“機器人”競爭,因此勞動“必須”成為第一需要。
具體到個人,我們該如何應對人工智能時代?直覺上,大家肯定會認為簡單的東西容易被替代,并不是,我們看個圖,橫軸代表工作的復雜度,縱軸代表替代難度(代表經濟跟技術兩種因素綜合下來的替代難度,工資/技術替代性),呈現的是U型線。比如按腳,雖然替代難度不大,但由于收益不高,所以綜合來說不容易被替代;而讓機器去嘗試稀奇古怪的創(chuàng)意,難度比較高;標準化的白領工作,則很容易被替代,比如財務分析的很多東西,比如金融市場里很多數據分析師的工作已經部分被替代了。所以,要做非標準化的白領,做AI不能做的創(chuàng)意類,否則,要么做AI不愿意做的,要么被替代。在這過程中,教育跟人力資本的投資是很重要的:互聯網時代,每個人面臨的公共知識變多了,但如果沒有能力去吸收這些知識,那么它們對你來說就是沒有價值的,而教育能降低知識吸收成本,加大創(chuàng)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