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請您談談德國國有企業(yè)私有化浪潮的歷史過程。

梅新育：在歐洲的工業(yè)革命中，相比英、法等先行國家，普魯士德國是作為一個支離破碎的國家，后來者急起直追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的國企是從軍工、鐵路等領域開始興起的。無論是在普魯士的經濟“趕超”時期，還是在二戰(zhàn)之后的德國經濟重建與發(fā)展時期，德國國有企業(yè)在基礎產業(yè)、基礎設施發(fā)展中都起了很大作用。它們扮演的角色不是被動的跟隨者，而是領頭羊，帶動整個德國基礎產業(yè)體系在普魯士統一德意志前后就達到了世界最高水平。

早在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德國的鐵路系統效率就超出別的國家?guī)缀跏且粋€時代，此外高速公路建設也是他們的發(fā)明。這些成就在二戰(zhàn)之后被別的國家吸取。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曾經以戰(zhàn)勝者的身份統率百萬大軍占領德國西部，卻對戰(zhàn)敗者的高速公路系統印象深刻，當上總統后按照德國高速公路的模式在美國建設高速公路網，建成了全世界最先進、最發(fā)達的高速公路網。

20世紀90年代，私有化浪潮進入德國。私有化改造有效率方面的因素在推動，因為在長期的經營過程中，德國國企積累了不少弊病。

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德國國企提供的基礎產業(yè)服務價格片面強調讓大眾能夠承擔，定價偏低，落后于通貨膨脹，造成企業(yè)虧損。同時，由于價格太低，低于經濟成本，很大程度上也刺激了浪費。

這些客觀存在的弊端，讓歐洲大陸開始了國企的私有化浪潮，通過非公開轉讓、股份制上市等方式進行私有化改造。德國郵政通過上市的方式，進行私有化改造。

記者：您如何評價歐洲國有企業(yè)私有化的成果？

梅新育：有些私有化改造，確實應該進行。比如有些資源枯竭、不具備國際競爭力、不具備技術競爭力的行業(yè)，如果再繼續(xù)投入國有補貼，國有經濟就不是充當支柱的角色，而是成了吞噬經濟活力的黑洞。這種典型如撒切爾夫人改掉的英國煤礦產業(yè)。

但有些私有化改造很不成功，是失敗的。比較典型的是英國鐵路私有化，把原本統一的鐵路體系分拆了，本意是想通過競爭來提高效率，但結果成本一點沒有降低，溝通效率卻降低了很多，票價上漲了很多。在現代鐵路技術下，縱向一體化運營的效率遠遠比分拆的效率要高得多，分拆反而提高了協作的成本。如果產業(yè)本身是自然壟斷或者近乎自然壟斷的，通過打著反壟斷的旗號分拆競爭，抵不過縱向一體化損失的效率，這對國民經濟來說是倒退的，甚至對整個國民經濟是一種“犯罪”。

在沒有解決提高效率的問題的情況下，沒有降低成本，私有化反而會讓價格更高。如果說國有企業(yè)提供的價格是受到國家管制的價格，價格過低是損害效率，那么在私有情況下，私有企業(yè)有非常強大的動力和影響力，去無限制地提高價格，變成了掠奪社會，而不是服務社會。

記者：德國電網收歸國有的呼聲，暴露出什么樣的社會問題？請您從私有化與電力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方向分析，電力私有化改革存在哪些風險？

梅新育：電網很大程度上有自然壟斷的屬性，不能為了紙面上的“反壟斷”目標就犧牲效率。反壟斷是工具，效率是目標，反壟斷本身不是目標。電網企業(yè)縱向一體化，是有電力經濟的客觀規(guī)律的，在改革時不宜盲目作為打擊對象。如果讓企業(yè)感覺，企業(yè)只要做大，就會被拆，那誰還會有興趣把企業(yè)做大做強？我們從哪里去獲得國際經濟競爭中的支柱企業(yè)？在印度，但凡企業(yè)做大，就會有不合理的管制，比如達到100人的企業(yè)，解雇員工就要向政府申請，于是很多企業(yè)都不愿意做大，限制在99個員工以內。

我認為，改革的著眼點是提高效率。

什么是社會責任？企業(yè)首要的社會責任體現在自身的日常運營之中，就是企業(yè)以最高的效率運行。

對電網企業(yè)來說，提供安全可靠的電力供應、實現電力清潔可持續(xù)發(fā)展，提供經濟的、能用得起的電力，并且電價要體現出經濟成本、社會成本、環(huán)境成本，就是做到了企業(yè)社會責任。改革不能構成對市場體制的過度干擾和扭曲，不能在“改革”的旗幟下破壞經濟效率。這對電力、鐵路、天然氣等都是一樣的，不可能在一個小區(qū)里，設兩套電路、兩個天然氣管道，讓小區(qū)的住戶去選擇其中一個，這是一種浪費的表現，這樣的房子反正我是不敢住的。

能做到提供經濟的、能用得起的電力，并且電價體現出經濟成本、社會成本和環(huán)境成本，其他條件相同，這一點國企一定比私企做得好。

我對央企提供普遍服務感觸很深，比如我國手機信號覆蓋遠遠高于美國，不管我在海拔五千米的納木錯湖邊，還是在川藏公路線上的深山里，手機信號都能做到滿格；而美國的電信在競爭下，服務質量并沒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美國遭遇桑迪颶風后，電力恢復供應用了很長時間，是因為地方和工會壟斷，災區(qū)工會自己干不完活，也不肯抓緊時間干活，還要禁止外地電力工人救援，認為這是搶他們的飯碗；這不僅效率低，還打破了道德底線，這表明所謂“競爭”給服務質量帶來的巨大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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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湖北省武漢市人，著名經濟學家。現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曾在多家知名媒體擔任專欄作家。